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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现代司法活动中，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两者并存，各有其独特之处。司法能动主义强调司法机关不拘泥于成文法和先例，进行创造性、补充性解释，积极回应社会变革和干预生活现实，以实现保障权利和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。而司法克制主义则主张司法机关应尊重成文法和先例，减少个人价值偏好的注入，从而实现对自由裁量权和司法权的合理约束。

然而，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和“数字中国”建设战略的推进实施，我们见证了一场从生产生活到体制机制的全面数字化转型。数字检察、数字法院、数字警务等创新探索纷纷启动，其中带有明显的司法能动取向，并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司法的代际差异。

首先，数字司法能动立基于数字赋能。传统的司法能动主要是司法机关对于社会变革的积极回应，而数字司法能动则是基于数字化发展的“外部驱动”。数字检察、数字法院、数字警务和数字监察等通过数字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行动能力，促进了其运行机制和工作模式的数字化转型。

其次，数字司法能动突破了既有框架。它不再局限于法律规则和判例的约束，而是基于数字赋能而发生的，带有改革创新的“破窗”取向。通过数字化、智能化司法模式，它突破了既有的司法机制框架，产生了大幅提升质效的创新效果，但也存在着或显或隐的扩张可能。

然而，数字司法能动也存在异化风险。尽管各地积极进行数字司法改革和创新，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甚至领先世界的建设成果，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。在数字司法建设中，一些地方存在着“政绩工程”“面子工程”，以及商业合作和利益输送等问题，造成了重复建设、效能不高和资源浪费。

综上可见，数字司法能动是一种时代发展趋势，具有提升司法质效、促进公平正义的空前效果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边界，而是需要一定的谦抑平衡。在数字赋能的同时，我们必须警惕其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、安全风险和人权风险。在数字司法建设中，我们要构建基于程序法治的规范机制以及立体化的监督机制，防止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异化，并从规范数字技术应用、完善协同机制等方面深化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的保障机制。

（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院长）

来源：北京日报客户端

作者：马长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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